（優活健康網編輯部／綜合整理）杜克大學來信，我被接受了。開學後，我開始浸淫在基礎醫學中，我在杜克大學也僅學到了這個。直到我發現在杜克大學學不到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，第二年就向小兒科教授山姆．卡茲（Sam Katz）求教。我告訴他：「我在非洲待過，將來也希望在開發中國家工作，你能不能告訴我，哪裡有一些選修課程是可以和我以前的經驗相輔相成？」「你為什麼不跟著我的老友—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的湯姆．韋勒（Tom Weller）做一年研究？他所做的研究應當是你有興趣的東西。」於是，我飛去波士頓拜訪韋勒博士。雖然已經步入中年，韋勒的臉上依然有著孩子的神情，非常友善。當時他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熱帶醫學系主任，享譽國際的病毒學家，以分離出小兒麻痺病毒奪得諾貝爾獎。雖然他從未收過純醫學院的學生，但是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，我毫不猶豫地就在三年級時轉學至波士頓。韋勒博士非常崇拜「疾病控制中心」在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上的成就，事實上，我們班上就有五個同學在那裡工作，他建議我考慮到該機構工作。大四那年我返回杜克大學，在實習即將結束時申請到「疾病控制中心」工作。由於卡茲老師引發了我對兒童醫學的興趣，所以我實習地點選在費城兒童醫院，跟隨卡普醫師（Dr. C. Evertt Koop）。滿臉鬍子的卡普醫師看起來像個猶太牧師，最震撼我的是他與病童父母溝通的方式。他的病人大都病情嚴重，卡普醫師有本事用最簡單、最清楚的方式向父母解釋病情，讓他們清楚病童的風險，雖然他絕不會過分樂觀，但總在現實允許的範圍內，讓父母懷抱希望。他與家屬的相處方式，對我是一大啟發。小兒醫學重視預防與公共衛生勝於治療，想想看，疫苗注射對孩子有多重要。看似繞遠路，事實上小兒科的訓練又將我更進一步推向公共衛生的領域。一九七三年，我做完小兒科住院醫生，就到「疾病控制中心」上班。到「疾病控制中心」報到一九七三年七月，我到亞特蘭大的「疾病控制中心」報到，接受「疫情調查員」（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）訓練。我被分發到「細菌疾病特殊病理部」（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）受訓，為期一個月。但是不到一星期，一天當我在聽課時，部主任羅傑．費德蒙（Roger Feldman）把我叫出去，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我們要派你去亞歷桑那州的帕克印地安保留區，據說那裡爆發喉嚨痛的流行病，有可能是鏈球菌，但是我們不確定。」我問：「什麼時候走？」企圖壓抑心中的興奮，這麼快就有機會一展身手，雖然不過是喉嚨痛的小病。費德蒙說：「今天下午。」當時，已是上午十點了。每年都會有一、兩個還在受訓的學生被叫出教室，賦予任務，因為總有突發疫情需要調查員，但是人手不夠，所以受訓學員也派上場。你需要經驗，如果沒有，那就到現場去學。我簡直是樂翻了，不敢相信我的好運。我的第一個案子聽起來棒透了，溽夏裡的喉嚨痛。我得到的唯一訊息是，病患統統參加了七月四日的野餐，以我僅有的訓練，我甚至不知道人們也會因食物傳染喉嚨痛。學員訓練教我們如何成為一個速成專家，找出所有可能的文獻，然後在趕往現場的途中讀它，此外，你還要找專家給你做簡報。不管病例多麼奇怪，通常你在「疾病控制中心」都可以找到一個專家。剩下的只能靠自己，你必須有追蹤訊息、消化訊息的直覺，並懂得合理地使用這些訊息。即使你的指導專家以前曾經處理過同樣病例，但是每一次的疫情特徵都會有一點不同，要靠你自己去解決，更重要的，在其中學習新東西。找完資料後，接著準備調查器材，譬如藥用棉花、玻璃瓶、注射器、培養鏈球菌用的矽膠等等。忙亂中，你還要記得帶一、兩雙乾淨的襪子和內衣褲。最重要的，你要攜帶「一號疫情報告」，這張紙證明「疾病控制中心」是應地方醫療機構或地方政府要求前往協助調查。「疾病控制中心」是聯邦機構，必須在地方機構要求下才能介入地方的調查工作，「一號疫情報告」同時也註明到了當地你應當和誰聯繫。到了現場，第一件事是建立起與「疾病控制中心」的通訊系統，中心裡才會有人二十四小時值班協助你尋找答案，或幫你做判斷。菜鳥出征身為疫情調查員菜鳥，你總是懷疑自己是不是夠格。我能找到病源嗎？我能消弭這次的疫情嗎？我能蒐集到正確的資料，進而尋求出解決之道嗎？我能得到地方人士充分合作嗎？亞歷桑那州衛生局的一個代表前來迎接我，陪我前往帕克。帕克距離鳳凰城百哩，靠近加州邊界，雖然是個小城，但是地位重要，是附近數個印地安保留區的中樞。我見了當地的醫師，他說，國慶日野餐那天食物很豐盛，幾天後，許多參加野餐的人（不是所有的人）都得了鏈球菌感染的喉嚨痛。這是他找到的共同點，我的工作是找出參加野餐導致喉嚨痛的原因，並防止它再度發生。聽起來很簡單，實際做起來呢？我馬上就會知道了。我想起了在飛機上讀到的一份文獻，十年前也曾爆發過一次鏈球菌感染疫病，一些人在吃了遭鏈球菌污染的食物後，產生了喉嚨痛現象。這些感染之所以危險，是某些人（尤其是小孩）會產生併發症如風濕性心臟病、腎臟衰竭、嚴重的皮膚病或關節炎。疫病調查有點像犯罪偵查，使用偵探技巧，循著線索小心蒐集資料。在流行病學中，我的嫌疑犯是「害蟲」，我必須找出它，查出它進入人體的方法。至於「害蟲」的犯罪動機？大概是在人體製造更多的「害蟲」吧！除了「害蟲」，我還要面對「人」。你必須花時間向病患解釋你在幹什麼，說服他們合作。幸好在帕克沒有這種困擾，人們很關心疫情的發展，主辦野餐的人更是憂心忡忡。這是我第一次到印地安保留區，也是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。要取得訊息，我必須先透過族中大老的幫忙，以免觸犯到族中領袖或老人。幸好，我在非洲的村落裡就學了與原住民相處的常識。尋找馬鈴薯沙拉照章行事，調查需要一個「控制組」，用以對照受感染與未受感染的人有何不同。食物中毒病例如果能對照出不同，通常也就可以找出感染源或感染途徑。因此我將參加野餐的人分為「病例組」（有症狀的人）與「對照組」（沒有症狀的人）。接下來是準備問卷，問題要精確到每一題的答案可以劃分為簡單的「是」或「否」，問題與問題間要有邏輯連貫性，譬如你有沒有參加野餐？吃了這道菜嗎？吃了那道菜嗎？喝了這種飲料，還是那種飲料？問卷措詞必須非常精確，才有助人們清楚思考。在帕克這種地區，這樣的病例特別容易得到錯誤的結論，有可能受訪者忘了當時的細節，也可能他認為你希望聽到某種答案，而給了你錯誤的訊息。有些事情你希望醫生知道，有些事情你又覺得不應該讓醫生知道。同時我還得蒐集檢體—喉部拭子，我得費盡力氣說服他們讓我採取檢體。蒐集完畢後，放入矽膠中寄回「疾病控制中心」的實驗室，矽膠會讓細菌存活。實驗室收到後，將檢體塗在有細菌培養基的皿上，如果檢體裡有細菌，過不了幾天，就會大量繁殖成灰色的一團團，周圍有透明的光環。接下來的檢驗會查出它是哪一種細菌。接下來我就挨家挨戶做問卷，把拭子放進病患的喉嚨裡。毫無疑問，野餐是共同因素，我的「病例」與「對照」之比較，很快就發現有感染的人統統吃了馬鈴薯沙拉，沒感染的人，沒吃。現在我必須找到這些馬鈴薯沙拉，如果還有吃剩的話。我在社區中心的冰箱裡找到這些剩菜，小心包裹後寄回「疾病控制中心」。累死人的打孔卡分類機在帕克停留一週後，我飛回中心繼續第二步工作。在個人電腦誕生以前的時代，要將問卷的統計結果做出來，必須先將數據輸進打孔卡。「疾病控制中心」的六樓有一個IBM的打孔卡分類機（card sorter），它根據答案的「是」或「否」來分類卡片。雖然打孔卡片分類機運作速度很快，但是要得到統計結果，得經過太多繁瑣手續。打孔卡片是這樣的，問卷上的答案如果是「是」，就在卡片打個孔；答案如果是「否」，就空白下來。如果問卷的設計是問題環扣問題，要得到統計結果的過程就愈加繁瑣。譬如說，我如果要比較吃過馬鈴薯沙拉的男女病患有何差異，必須先將卡片分類出吃過沙拉與沒吃過沙拉，再分類出男與女，再分類出有病沒病。這個過程繁瑣之至，不一會兒，卡片就攤得到處都是。不像現在我們只要將資料輸進電腦，下幾個指令，兩三秒鐘內答案就出來了。實驗室答案出來了，馬鈴薯沙拉是罪魁禍首。顯然，做菜的人沒做好衛生工作，把鏈球菌帶進了沙拉，做好的沙拉又是放在一個封閉容器，擺到冰箱裡。由於冷氣很不容易穿透那個容器，容器中間的沙拉好幾個小時都還是溫的，給了鏈球菌一個快樂生長的環境。我寫了「二號疫情報告」給帕克當局，建議他們丟掉剩餘的沙拉，感染的人要用盤尼西林治療。這些措施就夠了，沒多久，疫病就停下來了，我繼續回去接受學員訓練。帕克的經驗給了我最基本的訓練。不久後，我就發現自己不管是在奈及利亞追蹤老鼠，或是在蘇丹尋找拉薩病毒，還是在巴基斯坦調查病人有沒有接受疫苗注射，基本的技巧都和我當時追蹤馬鈴薯沙拉沒兩樣。（本文摘自／第四級病毒——一對病毒學家與致命病毒的戰爭／商周出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