親自替患者拆縫合線、沖洗身體⋯暖心醫師哭喊：這是最後我能做的事
縫合會痛嗎？
我從不親自拆線，這很花時間，小孩子怕痛總會動來動去的，有時他們還會大叫甚至大哭。孩子們可不喜歡縫合線，事實上，他們怕它怕到像被槍指著一樣。
「縫合會痛嗎？」這是手術前孩子們最常問的問題，所以啦，我就不愛做這個，我是神經外科醫師，有神經外科醫師的事情要做。院裡有專人負責術後檢查並拆線，如果那時我在上診或剛好在附近，會過去稍微看一下，確認事情都沒問題。
在我行醫20多年時曾遇過這樣的病例，8歲的小女孩達萊拉（Dalayla），有嚴重頭痛、失去視覺，大腦左側有個葡萄柚大小的腫瘤，佔掉腦部將近一半的空間，正常的大腦組織被向下擠到另一側。隨著腦瘤越長越大，顯然對周圍組織造成了很大的壓力，她的急性失明就是一種症狀。她到院後不久我就決定要緊急手術取出腫瘤，預計會花上5個小時。
為了消毒手術部位，我們剃掉了她美麗的辮子，開了個S形長切口，露出皮膚下明亮的白色頭骨。然後我們用一個小鑽頭在頭骨上鑽了四個小孔，點到點鋸開，形成一個方形的窗口，小心翼翼地取出腫瘤上方的骨頭，下面的硬腦膜因腦內壓力而凸了出來，剪開它時腫瘤和周圍的大腦瞬間就被擠出來了。
我們先把腫瘤內部先掏空，這樣就可以將腫瘤邊緣與周圍的大腦組織分離，在這種關鍵時刻我心裡總會浮現我的外科教授傑瑞．奧克斯的聲音：「保持中線」。
隨著腫瘤和正常大腦慢慢分開，我們也放上2公釐厚的細小棉片，止住慢慢滲出的腫瘤靜脈組織液。這些棉片對神經外科醫生來說絕對是神物，我們會用它一片片的隔開正常與異常組織，一次手術就能用掉很多片。
棉片一頭有細長的藍色牽引線，末端垂在頭顱骨邊上，這樣我們就能留心，不會無意中在病人腦袋裡落下棉片，護士和刷手技術員最後也會仔細計算數量，確定沒有遺漏，可沒有人想在患者腦袋裡留下任何不該留的東西。
我們在手術顯微鏡的幫助下，將腫瘤與周圍的正常大腦分開，手術時有看到細小的血栓，腫瘤中心有一部分已經壞死，這表示腫瘤生長速度太快，快到已經超過了自身血液供應，而生長快速表示它很可能是惡性腫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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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我們不能卡在這裡，我們離運動皮層只有幾公釐。手術時間隨著我和住院醫師的努力，一分一秒的過去，當挖掉的腫瘤組織越來越多，出血量開始減少，腫瘤周圍的大腦壓力在減輕。
等我們把僅剩的一點腫瘤都挖乾淨時，正常大腦已經回填了至少一半的空腔。真開心，把入侵者趕出去。接著我想到我們也算是入侵者，我們自己走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修復每一層，從硬腦膜到頭骨再到皮膚。
當達萊拉在手術室裡醒來時，刷手護士小心翼翼移走她身體周圍的儀器和工具，準備清潔消毒等待下一個手術。隨著麻醉逐漸消退，她睜開了眼睛，她伸手遮著眼前手術室的明亮燈光，這是個好兆頭。
我們摒住了呼吸，有人在她面前舉起了兩根手指，她數了數，不意外的，她回答那是二。當我拿起筆，她再次正確回答出「鋼筆」，然後是一個接一個的測試：「電話、拇指、手錶⋯⋯」當我拿出各種東西給她看時，她一件件回答。
麻醉師示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「傑，我想這樣已經夠了」她笑著說，然後注射了恰好夠把她轉送到加護病房的鎮靜劑。「把她送上樓吧，你覺得如何？」我點了點頭。我們被說服了，說得直接點，是我被說服了，這點她看得出來。刷手護士繼續清點物品，然後將托盤送出手術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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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與腦瘤生活在一起
「感謝老天！」我在候診室找到她母親萊斯莉（Leslie），一進門她母親就注意到我，她焦慮不安的迎來，身後是一大家子親屬，她的眼神落在我的臉上，乞求著好消息。我告訴她腫瘤拿掉了，達萊拉醒來後神經系統完好無損，她可以去看看。
我舉起我的鋼筆、拇指和手錶，彿彷是證物般，轉述著她如何正確的說出名稱，還有麻醉師最後還拍拍我示意測試夠了。女孩的母親伸出了手觸摸鋼筆，她盯著鋼筆愣了一會，手還懸在我們兩人之間，然後她抱住了我。幾秒鐘後，她轉身擁抱了家人們。
他們圍成一圈共同為這個好消息禱告，我也加入了他們一會，同時心裡猶豫著要不要吐露實情，放任現實侵入這神聖的空間。我記得萊斯莉低著頭站在我對面，眼中充滿愛和平靜的力量，試著讓自己振作起來，準備和孩子一起迎接生活中的挑戰。
當我們站在那裡祈禱時，腦海裡浮現的只有腫瘤內部細小的血栓，還有它中心壞死的樣子。我站在那裡，閉著眼睛和家屬們手牽手圍成一圈，但那時我心裡不是在感謝神讓她恢復視力，而是在祈求一個奇蹟。
祈求天降奇蹟證明我錯了，她的腫瘤是良性不是惡性的，但我知道不是。沒有什麼能改變她得到的是末期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（glioblastoma multiforme, GBM），高度惡性而且無法完全治癒的事實。
罹患這類腫瘤的兒童，平均壽命只有1～2年，一旦復發就是野火燎原。病理診斷報告要幾天後才能出來，那時我就得回歸現實忠於職責，告訴父母最後的診斷結果，可惜那一刻很快就要到來。
手術後第二天，達萊拉坐在床上和家人玩耍，又隔一天，她說的話常逗樂護士和巡房的醫師們。她手握烏克麗麗威脅著說，要是不聽她的要求，比如把她的午餐全部換成冰淇淋或是把她的漫畫書都帶來，那她就要彈琴囉。在經歷過這麼重大的手術之後，她的韌性和不凡的精神力量激勵了大家。
「你好嗎，傑醫生？」當我結束漫長的一天，巡房巡到她的病床時，她會說：「你看起來很累，需要多睡一會！」當她這麼說，我就會假裝昏倒，惹得周圍的人哄堂大笑。
出院前一晚，我去病房向萊斯莉說明病理檢驗結果，我特意拉過一把椅子坐在離達萊拉遠一點的位置，那時女孩正戴著耳機聽音樂，我很好奇當時坐在床上聽音樂的達萊拉，有沒有看到什麼。
我靠在椅子跟她媽媽解釋，臉上帶著關心的表情，她母親聽了以後用雙手捂住了臉，哭了起來。水槽邊緣附近的面紙盒是空的，我只好笨拙地遞給她擦手紙，之後我們靜下來一起坐了一會，然後我起身，一隻手搭在她媽媽的肩膀上，又多安慰了幾句就離開了，但她們的世界就此回不去了。
達萊拉出院後，有一陣子沒見到那活潑的女孩了。有天我在診所大廳裡看到了她媽媽，她回來拆線了。我小心翼翼的等到護士拆完線以後，才進去問她的烏克麗麗彈得怎樣。萊斯莉站在一旁微笑著。我們聊了一會，接著我開始衛教傷口護理常識，像往常一樣苦口婆心的說著。後續也為她擬定了治療計畫，但在接下來的一年裡，她也慢慢的從我們的醫護團隊轉到了腫瘤門診團隊。
正如預期，但又比預期的要早了點，腫瘤又回來了。這次在大腦表面，還擴散到硬腦膜（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通常不會長在這裡），甚至還有骨頭（這更是幾乎聞所未聞），而這次的腫瘤表現得比原先想的還要惡性。當我再看到她們兩個時，沒看到烏克麗麗了。我們又安排了另一次腫瘤切除計畫，兩人都沒有問題，很信任我。簽署手術同意書後，我和她媽媽不約而同地抱了抱彼此，我告訴她，我很遺憾腫瘤復發了。
不久我們又動手術，取出了復發的腫瘤，包括受到波及的硬腦膜和部分頭骨。為了避免她的頭顱看起來有缺損，我們放了網狀物和骨膏，填上了大約半美元大小的洞。這次手術後達萊拉變得安靜了，過去1年的化療和放射治療，每日與腦瘤生活在一起，讓她變了。而這次沒有親屬圍成的祈禱圈圈，只有媽媽仍然堅強不變，守在她身邊。
不到3週，她因為移植的材料感染，又回來了。她的免疫系統受損所以容易感染，是的，外科醫生總會選擇將病情歸咎於併發症。感染可能有多種原因，有些與外科醫師有關，例如手術時的污染或傷口縫合時的疏忽，有些則不是外科醫生能控制的，例如尿液或血液感染，但通常不會有定論。無論如何，多數醫師都會認為那是併發症。
然而更糟的情況是，她整個大腦都出現了腫瘤復發的痕跡。從手術區域附近，到對側好幾個腦葉皺折縫隙，一路擴散到顱骨。核磁共振影像上的白色腫瘤就像一隻毀容的手，手指在攪動大腦灰質，每過去一天她的生命就減去一分。
沒有其他辦法能控制它無情的增長，現有的手術、化療，甚至放射治療都已是藥石罔效，已經沒有辦法能有意義的延長她的生命。是時候重新考慮治療計畫了，這對於我們這些慣於處理小兒腦腫瘤的人來說，這情況再熟悉不過了，優先順序從積極治療轉向安寧治療。接下來就是與她母親的溝通，從治療疾病轉變為疼痛控制，目標是讓她在餘下的生命裡，盡可能少受一點折磨。
比起說再見更熟悉的告別方式
這是最後一次幫她手術了，我們取出了一小塊網布和骨膏，然後輕輕沖洗感染部位。情況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糟，或許是內疚，覺得也可能是自己造成這孩子的問題，所以容易往壞的方向想，還好口服兩週抗生素就清除了所有感染。
通常兩週後就會看到孩子們回院，做他們都怕的拆線手術。她被重新轉介到腫瘤科，針對那沿著脊髓向下擴散的腫瘤，試試看有沒有更好的疼痛控制方式。那天我見到了她，傷口癒合得很好，我的團隊另外幫她規劃了拆線流程，讓她能少回診一次。
完成檢查時，我開始想，這次回診以後我大概不太可能會再見到達萊拉了。很快她就要在喜願協會（Make-A-Wish Foundation）的資助下去迪士尼玩，而這趟旅程也因為她的病情嚴重正加速安排。
當她安靜的躺在床上，闔著雙眼說話時臉部幾乎沒有表情，我們聊到了為什麼神力女超人還沒成為迪士尼裡的角色，她說打算去吃她的公主早餐，還說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吃個一兩次。
我當下就決定親自幫她拆線。事實上，我不想要其他人幫她拆，這是我的工作，就我一個人的。對我而言，這是比起大聲說再見更熟悉的告別方式。
因為用嗎啡止痛的關係她累了，昏昏沉沉的睡著了。我回到病房時，她母親幫我移動她的身體，方便我找到手術傷口縫線。我小心翼翼的剪下每一針，身為有近20年經驗的顯微神經外科醫生，這些動作總能做的很輕巧。
一線一線輕輕的拉出，直到最後一條線。她沒有動來動去，也沒有哭，母親坐在她身邊，握著她的手。有些時刻當我集中注意力拆線時，她母親會撇過臉朝電視的方向靜靜落淚，讓達萊拉以為她在看電視。
拆完後，我小心翼翼地把剪刀、鑷子和每一根拆下來的縫線，用紗布包起來帶著要走出病房。她母親和我對視了一眼，對我說了聲謝謝。我望著她一會然後說了聲再見，祝福達萊拉的迪士尼之旅愉快，然後走出了病房。
離開病房，我飛快的找了間離我最近的空會議室，關上門，雙手抱頭坐下。我知道自己並不能完全體會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但我每晚都認真的祈禱著永遠不需要體會。但身為一位外科醫師，在工作上卻又無法不與這些苦痛相連，在苦難面前別過頭去，一次次落下淚來。
（本文摘自／所有曾撼動我們的一切：一名小兒神經外科醫師、他的小小病患們，與其充滿恩典及韌性的生命故事／堡壘文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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